王满宜教授：骨科发展亟需大数据支撑

■ 文/ 记者 孙晨　何静　陆璐 来源：《中国医疗人物》

（王满宜教授）

CMP：王教授您好，您牵头研究的骨科机器人项目，完成了国内领先的第一例骨科遥控手术。如今，您在这个领域又有什么新进展？

王满宜教授：我们马上就要拿到第二个项目了。当年的第一例是做胫骨髓内针手术的，后来研制出股骨颈骨折固定机器人，并且第一个拿到许可证。整个周期就用了8年的时间。我们做过遥控手术机器人，是科技部863 项目。这个遥控手术的意义不在实用性有多大，而是在技术首创性。

目前做得多的是进口的光电导航系统，还不是定位导航。我们现在跟国家科技部搞的项目是定位导航中的一个模块。最新的是骶髂关节定位导航。目前已经进入审批阶段。骶髂关节机器人的临床应用还需要一定时间，问题在注册审批这个环节，审批部门审得很严。对于新器械审批过严，客观上限制了科研的发展，但这是必要的！

CMP：科研工作是医学学科创新的源头。您不仅是国内著名的骨科临床专家，还是科研专家。您认为就目前国内的医学科研现状，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

王满宜教授：我认为，是科研系统的评估。

国外特别重视这个评估。比如，美国是先搞调查，通过数字来记录一年有多少个病人，病种是什么。政府很重视，也支持这方面的投资。而我们还做不到。我们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，常常是边干、边想、边做；往往是不知道数据，就先干起来了。可能设定目标是100 个病人，其实就有1 个病人，这就难免造成巨大浪费；但也可能有10000 个病人，原先的目标设低了。

所以，核心的问题就是科学决策依据。中国亟需一个很好的统计体系。国外医生经常问到中国一年有多少骨折病人，其分布情况？我们说不出来。可是，美国有国家卫生研究院，能整合资源拿出数据来，在制定科研课题方面就有导向性了，这些方面很值得我们借鉴。

CMP：您觉得把全国骨科病人的数据统计起来，有可行性吗？

王满宜教授：当然有，但是得有行政力量的介入。

这事做起来，就不能局限在骨科了。各个学科的疾病都要统计，必须有一个公开的机构或一个信息中心统一协调，有人负责骨科、有人负责内科等等，通过总体分析，得出一连串结论。每年公布有多少个骨折病例，这些病例的分布是什么，大家公开共享。

国外是有一套成熟的班子、几路不同的投资来做这事。例如，美国花了几千万建立起这么一个系统，但是花掉的钱都能得到几个亿的回报，很值。咱们的思维需要调整。

据我了解，在国外的体系里，还很重视科研的培训工作，都是培训到医院级别，指导医生怎么做科研，怎么搜集病例等等。

CMP：如果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话，应该提供哪些基本数据？

王满宜教授：这个很复杂，得和搞统计的人一起做。比如我们就想了解，每年股骨骨折有多少，腰背骨折有多少，详细的分类数据。

CMP：如果要做这个事情，是不是要先把标准统一起来？

王满宜教授：是的，这是必须由相关部门牵头做起来的。

CMP：在医学科研转化方面，我们进展远不如国外迅速，这是什么原因？

王满宜教授：我认为是体制问题！我们的科研往往是国家投资，医院个人竞争。拿钱时什么条件都能够接受，交差时什么都没有。浪费极大。

如果医生、厂家和商家三点联动，效应就会非常好。这涉及到利益问题，厂家不会乱花一分钱的。利益与科研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这样才能够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，才能够创造价值。常州有个厂家，他们搞的三家联动就很有效。那个厂家很小，但是特别重视专家的想法。把专家想法、机构研发、厂家生产和销售商结合起来，就容易出成果。

现在问题是，瓶颈在于制度层面。如果专家发明了一个东西，国家没有出任何资金，但是他个人也不能申请专利，因为这是沾医疗的专利，是“职务发明”，必须经过医院盖章的。一个发明专利由两家分享，这就很麻烦。个人没有申报途径，这就是体制问题，因而没办法发展。

在美国，医生都是聘用制的自由人，假如他设计一个骨科钢板投放到市场，就要给他相应的利润。这种和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的机制，就能激发他去创造。

另外，现在看来，还有一些政策层面的瓶颈也阻碍技术成果的转化。比如骨科导航的手术，物价怎么定，政策都没有跟上。

（王满宜教授）

【关于实验用尸体】

CMP：有个小问题，听说骨科对于实验研究用的尸体很有需求。这些尸体的获取来源困难不困难？

王满宜教授：先举国外的例子吧，在美国尸体可以买卖，专门有公司来做这个事。人体的骨头、四肢等，都是摆在那展示的。研究单位需要什么就给你提供什么。在香港期间，我也见识到，小腿从美国进口才1000块钱，这在大陆几千块钱也买不来。但他们的规定是，用完的尸体得送还，由他们再处理。美国医疗器械的工厂，地下室就是尸体房，供实验用的，方便得很，管理得也很好。这在咱们这不行，国情不同。

CMP：现在不是号召捐献遗体吗？

王满宜教授：还是不行，很麻烦。亚洲国家普遍存在这类问题。据我所知，泰国和新加坡在这方面都要好一点。在新加坡，没人照顾的老年人故去以后，尸体就可以收起来以供研究用。

【关于自由执业】

CMP：您对医生自由执业怎么看？

王满宜教授：据了解，在香港自由职业的医生，只要有点成就的，一年年薪300万，交保险费就得交10多万。如果医生出现质量事故，可以找律师和保险公司。保险公司是这样操作：你今天割断一根神经，那么保险费明年就要上涨，再频繁多出几次事故，那就没有保险公司愿意跟你合作了。没有保险，谁还能找你看病呢。所以，医疗质量和职业操守是捆绑在一起的。自由执业必须有配套的产业政策支持。

【关于国外的见闻】

CMP：您在国外有没有见到令您印象深刻的医疗企业的先进操作模式？

王满宜教授：我们曾到美国参观一家工厂，工厂是三层楼的设计。在三楼，他们用电脑设计一个东西，发email 到楼下。二楼是3D 打印机，打印出来试验品。一楼是设计改造车间，然后就送到地下室的尸体房，检验它是否适用，这是一整套的流程，特别快，我们在这方面相差太远。

我们去国外参观，他们工厂占三分之一，物流占三分之一，办公室占三分之一。他们为什么重视物流呢，比如今天下订单，明天就送到了，最主要的是不占资金和库房。

CMP：这是什么厂家？

王满宜教授：是国外做内固定的最大的一家，占世界内固定产品份额的40%，过去叫辛迪斯（Synthes），现在被强生公司收购了。

【王满宜教授简介】

主任医师，国内著名的创伤骨科专家，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生导师，国际骨科内固定学会（AOASIF）前任理事，国际AO 内固定学会中国区主席，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创伤学组组长，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副主委，中国医师协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，中华创伤骨科杂志副主编，中华外科，中华骨科杂志编委，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主任，院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曾在美国、瑞士专修骨盆、髋臼骨折的治疗，是国内治疗骨盆髋臼骨折的著名专家之一；率先在国内开展计算机助导航骨科手术的研究，承担国家级市级多项科研课题，多次获得科研奖项；在国内外发表多篇论文专著；亲自指导、培养过多名硕士生、博士生；是北京市创伤骨科的学术带头人。